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
如果大清的统治到康雍乾盛世，到达顶峰，是从乾隆年老开始由盛转衰的话，那至光绪二十五年，已经到了末路黄昏。
是时，外忧内患。在内，与太平军一战，不仅使国家人口大量损耗，而且沃野千里竟无一人耕种，阡陌交通却难于鸡犬相闻，大半国家陷入萧索；于外，与英吉利、与法兰西、与沙俄、与倭寇的一番惨战皆以失利而告终，耗费掉大量的兵力、财力；《江宁条约》（南京条约）、《黄埔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与外夷、外蕃的条约，更使得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雪上加霜。
这还不算中饱私囊的封疆大吏，还不算侧卧烟馆的孱弱烟民。
原本“天朝上国”美梦中的皇帝，突然之间惊醒，发现自己占据的世界中心，这座壁垒森严的国家堡垒，被外夷外蕃用大炮和火枪击穿。曾经辽阔的幅员，被列强或割据或占领；沿海各口岸，被战舰、商船包围；商埠内，外夷横行于世，竟然留下“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八旗、四等汉”的森严阶级壁垒。按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朝廷从根子开始烂，现在已经如同热油锅里的一滴水，时刻有爆裂的危险。
对极少数人而言，这里正在孕育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世界，是最好的时代；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悖论满身的旧王朝，是最坏的时代。这里，文明与野蛮对抗，这里愚蠢和天才交织，有的人踌躇满志，有的人却垂头丧气，更多人只陷入“万马齐喑”的状态里，再难自拔。
作为最早被开放为商埠的天津卫，却是另一个景象。
自从明永历二年被定名“天津卫”，成为北京的卫城以来，这里始终是驻军为主、居民为辅，可如今，却与长江口的上海一道，成为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如果说上海的繁华，是因为列强可以借着长江入海口顺流而上，深入大国内陆的话，那天津的繁华，在于中外两方的扶持。是时，一批在政治上已经无甚追求的大员、要员，纷纷在天津卫买房置地，盖下一所所大宅子，携万贯家资举家迁往这里；而外夷、外蕃，却把天津当成了进取京城的落脚地，视为北方最重要的港口码头。
天津卫老城里是留给穷苦的百姓住的。外夷以海河为界，把一片平整的土地分而治之，建起了自家的租界，形成所谓的“国中之国”，其内的喧嚣富足，与其外的流离失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即便流离失所，也有自己的逍遥。天津卫南城门附近，一块名叫南市的“三不管”的地界儿，成为流民肆意寻欢、夜夜买醉的地方。这里有供寻花问柳的花街柳巷，有十样杂耍的发泄喝彩，有蜂麻燕雀的各色骗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人们想的到的、想不到的，都能在这里找到影子和踪迹。
如果说，北京天桥的热闹，是皇城根脚下富足的假象，那天津卫南市“三不管”的喧嚣，便是人们忘却纷乱世事的最后乌托邦。
不知不觉间，曹福地、韩金镛和刘呈祥，三人漫步已经走进了这南市“三不管”。
叫卖声不绝于耳，满目是各式的聒噪，纵然阵阵西北风吹过，吹得人发冷，非要把脖子褪回到棉衣里，这南市“三不管”，依旧是如常的热闹，如常的热火朝天。
韩金镛放眼看去，身处于这喧嚣中的人，却个个有张似乎被麻醉过的脸。即便秀楼上的庸脂俗粉再召唤，即便撂地艺人的表演再精彩，这一张张的脸上，仍然难寻笑容。
韩金镛其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的脸上，也难寻笑模样。
如果说，其他人在这南市“三不管”中流连，是为了找乐子宣泄自己积郁在胸中的冷漠，那韩金镛只想带着曹福地和刘呈祥，快一些离开这是非之所。
“嘿！……好！”曹福地却被这一幕幕热闹吸引，直站在人群最外围，他仰着脑袋挤着往人群里看，想必是看到了些精彩的场面，不自觉的与围观的流民、疲累了一天的码头工人和闲逛的富家子一起喝彩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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