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以后每次到北京，我如果能找到机会，总要去他家看望。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容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人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北岛、杨炼、芒克等新锐诗人是他家的常客，留下一些烟头和残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编辑也常在这里出人，与文井先生协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留下各种成堆的书稿和校样。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比如我会谈到一些读书心得：库恩的《科学的革命》，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等等，都会引起他聚精会神的倾听。他谈到自己在革命年代根据地的亲历，谈到自己在国外参访时的见闻，谈到他心得别具的音乐与绘画，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也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裨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北朝与南韩、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你提到了一个非常敏感和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说到了这一点，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员。我不相信****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他想了想又问我：我们向西方学习，反省自己的革命道路，并不是要赞同压迫和剥削，并不是要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粉碎“四人帮”呢？为什么要推翻蒋介石呢？为什么要消灭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呢？那些人不早就实现了不平等吗？我们之所以要反对他们，不正是因为他们私而不公吗？如果没有世界大同这样一个理想目标，所有的改革也好，革命也好，造反也好，就都成了或大或小的私利之争。它们与它们所反对的对象，还能有多大的差别？
谈话到这里，气氛有点沉重。照当时一般人的理解，一切异端人物都是西方的追随者、美国的崇拜者、资本主义的铁杆信徒——思想冲突的各方虽有立场不同，但囿于冷战意识形态逻辑，在这一点理解上倒没有太多差别。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地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谈话不了了之。
我从湖南调到海南以后，离北京更远了，与文井先生交往有所不便。有一次我再去他家看望，遇到很多人在场，也就没有机会与他深谈。我向他报告自己初到海南的一些工作和想法，再次受到他的鼓励和指点。我邀请他到海南走一走，让我有机会接待他一次，但他腿脚已经有疾，行动十分困难，没法远行了。他执意送我的时候扶墙而行，走几步，歇一下，再走几步，直到最后扶着一棵树，缓缓向我招手。
这就是他留给我最为清晰的音容定格--个类似乡间守林人或者牧羊人的老大爷，有魁伟的身板和黝黑的肤色，脸上布满温和的笑纹。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使国力得到增强，民生得到改善。但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一类社会矛盾正在加剧，而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崇私尚恶，在流行大潮面前学会了乖巧噤声。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一~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权利与资本勾结的时代快车，宝马香车，豪门朱阁，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目睹这些人的行迹，我就不能不想起多年前朝阳门内那间陋室，那个清贫而顽强的老人，那一盏昏灯之下色正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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