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领我们到乔治区玛波雷宾馆找到房间，随即大张旗鼓搜寻中餐馆，弥补我们一路上西餐之苦。他也热爱着中餐，说中国落后，至少在吃的方面还很先进。
第一餐，我很中国式地抢着付了账。第二餐，张先生也执意做了东道主。彼尔操圆珠笔在餐巾纸上列式算出各人应摊钱数后，察觉为时已晚。他不安地苦笑，如坐针毡，长长背脊一次次向椅背退抵，投降似的举双手连连挥摆：“下次不要这样，再不要这样啦。在美国，照美国人的习惯办事吧。”
我们不再忍心对他施以精神折磨，只好从此各自付账，让他的圆珠笔大有作为。
我必须说，餐桌上圆珠笔的操演功夫大概并不代表美国人的悭吝，即使他们还有很多令中国人乍看起来得撇撇嘴的举动，比方说声势浩大地扬言要回送礼品，但进人商场忙碌好一阵以后只给你买来一张小画片；比方说三番五次盛情邀请你去家里做客，到头来餐桌上只有一碗面条加几根烤香肠。现在不是谈文化很时髦么？那么这也就是一种文化，不宜由外人轻率褒贬。美国特有的文化还包括他们在岔路口停车让人并鼓励行人先走的摆手和微笑，包括他们众多援救贫弱的募捐义演以及男女老少的慷慨解囊，包括他们对他国文化知之甚少但又对他国政治指挥甚多……笼统地比较中美两国的文化和人性，总有几分风险。
想在短期访问中看透美国，更是不可能^尤其是访问那些办公楼的时候，沉甸甸的静谧和肃穆中，女秘书的握手和微笑都训练有素，男士们持重简洁的言词使你公务之外的谈兴都骤然熄灭，无处可寻。负责我们访问活动安排的是美国国际教育中心（丨见），一个与政府很接近的非政府组织，上受新闻署之托，下与各地小团体相联一一比方说美国某些“国际好客者协会”的地方志愿者组织。出于一片好心，他们让我们访问一些与亚洲事务和艺术有关的机关，进行办公楼大串联。有些约见不无益处，比方说去美国笔会中心，去亚洲协会，去国会图书馆，包括在国会图书馆内用电脑查阅中国“文革”时期的大报小报。我居然看到了全套《湖南日报》，似乎第一次发现“文革”期间的党报的字排得那么稀，字体那么大，陌生而又熟悉。
我更有兴趣于办公楼以外的生活。只有几天，彼尔也对访问的办公化有些厌倦，常常在会见途中东张西望，偷偷递来眼色：“克不克〈走不走”“
主人即使懂中文，也懂不了这种长沙土语。连同行的东北人张先生也只能大惑不解地干瞪眼。
“克１我恨恨地说。
我们礼貌地告辞出门，彼尔总是回味刚才猖狂的联络方式而自鸣得意。
我们用省出来的时间去教堂，去贫民区，去酒吧，去交易所，去精神病院，去大大小小的画廊，用目光把偌大一个美国胡乱叮将过去。彼尔在教堂和画廊方面较有知识，又对各种建筑兴致勃勃。他引我们冒雨参观了著名的越战纪念碑。纪念碑是个狭长的等边三角形，黑色碑面晶莹照出人影，又叠出五万多越战中阵亡官兵的姓名密密，任人影缓缓一路抹过去。碑前一些花束和纸条都被雨打湿了，委地飘零。一张纸条是：“汤姆，爱德华叔叔很抱歉，他不能来看你。”另一张是：“汉森，我们都记着。”一个失去双腿的老兵戴着黑礼帽，在碑前的雨雾中推着轮椅转来转去，不知在寻找什么。而远处三个美国兵的雕像用疲倦忧郁的眼光，远远凝望着这边的花，轮椅，以及碎碎的纸条。
彼尔在那些名字中找了半天，让我们好等。最后，他说找到了与他同名的另一个威廉‘华德金斯，一位陌生的死者。
他总算找到了自己。
他又引我们去看各种大厦，常常不由分说就往前跨出大步^他的腿太长，几步撩出去，就加剧了我们的气喘和精神紧张。
“算了，老看大厦没什么意思。”
“不不，好看。”
“你乡下人啊？不就是地毯、电梯、玻璃窗吗？”
“不不，好看。一本本书，都是纸和字，那就无需看了吗？”
“不一样就值得看了吗？两堆大粪也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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