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个陌生名字马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位西藏的作家将最早期的小说《冈底斯诱惑》投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负责人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大姐觉得小说写得很奇特，至于发还是不发，一时没有拿定主意，于是嘱我和几位作家帮着把握一下。我们看完稿子后都给陌生的马原投了一张很兴奋的赞成票，并在会上就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不久，残雪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化作肥皂泡的母亲》也经我的推荐，由我在《新创作》杂志的一位朋友予以发表。这一类事实十多年来已差不多被忘却，现在突然想起来只是缘起于对某些批评文字的读后感叹。这些批评最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比如他们硬要把百分之十当做百分之一百从而在杭州组建一个“寻根文学”的团队，并且描绘这个团队与以马原和残雪为代表的“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形成了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这种描绘被后来很多批评家和作家信以为真，于是在这一种描绘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多奇异和浪漫发挥。
当然，批评文章也得有趣味，写出黑白两分的棋场拼杀或球场争夺当然更热闹也更好看，更方便局外人来观摩和评点，但我怀疑这样写出来的文坛门派武打图景，就像我们对以前“创造社”“语丝派”“第三种人”“山药蛋派”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就像我们以前对国外“新小说”“荒诞派”“垮掉的一代”等等文学现象的描绘一样，也杂有过多的简化、臆测、夸张甚至扭曲，与真实历史的复杂性有相当大的距离，是不可尽信的。前不久法国有权威材料披露毕加索晚年曾对朋友坦言：他晚期那些被誉为立体主义新探索的作品都是“糊弄人”的，这可能就得让很多艺术批评家一时不知所措。
可见切合实情的知人论世并不容易。一个作家很难给自己的作品开列一个简明的配方表，即便开列得出来也不足为据。作家们之间的意识观念有没有差异呢？当然是有的。对这种差异有没有必要来给予分析呢？当然是有必要的。但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较为清洁的早晨，作家们的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以及互相支持，差异中有共同气血的贯通，而少见门派壁垒的筑构。这就是我觉得八十年代虽然幼稚但还是怀念八十年代的原因^而对九十年代以后较多的嚣张攻讦不大习惯。
“文化寻根”意识的浮现，李杭育、阿城、郑万隆等是重要推手，贾平凹、张承志、乌热尔图等虽然有关言论不多，但他们的创作实践形成了重要呼应。在我看来，这是文学政治化走到尽头后的自然求变，是全球化激发本土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一批下乡或回乡知青作家生活经验的如期发酵。但正如我说过的，“寻根”只是有关作家考虑的问题之一，并非问题的全部。事实上，“寻根”不可能孤立发生。作为当事人之一，我相信自己在当时写作《归去来》等作品，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文学写作的滋养，包括受到马原、残雪等非“寻根”作家的影响。我感谢他们。而我这些作品中的弱点，比如生硬之处、造作之处、虚浮之处、偏颇之处，也受到了很多前人和同辈人的宽容，包括冯牧、陈荒煤等老一代文化人对“寻根”之举实在看不顺眼，但还是不失风度和不失厚道，给予了尽可能的尊重，没有发动政治或道德的打杀。我同样感谢他们。
我感谢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温暖和亲切，使我们这一代写作人得以走过昨天。
当时有一次我和冯牧、朱小平三人同一趟列车从北京前往长沙，免不了车上的长谈。冯牧老先生于我大有文坛宗师恨铁不成钢的惋惜，对我当时的写作给予了坦诚而温和的批评。我当时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但没料到那一次就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几年之后我就在天涯海角听到了他病逝北京的消息。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后悔：当时目送苍老的背影消失在车站人海中，我完全应该为他做点什么，起码事后也应该写一封信，以答谢他对我的一片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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