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达到三万份的发行量又怎么样？发行三十万或者三百万又怎么样？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二十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
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这篇文稿是《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与环境？》，这是《天涯》在世纪之交一次重要笔会的产物。
各种主义在历史上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着生态环境方面的盲区，并且直接导致世纪末一些人口密集国家的触目灾难。因此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
编辑部就是在这种想法下，于一九九九年底邀请境内外四十来位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老朋友来到海南各抒己见。很多人多年不见，面容已经悄悄走形。比如几年前我在北京看到的格非还是个毛头小子，一晃就成了面色发暗的沧桑中年。我猜想他看见我的白发肯定也吃了一惊，只是不一定把这种吃惊残酷地向我通告。
那几天真是把会开疯了。除了正式的议程，人们意犹未尽，邀请阿里夫，里克(八土10教授加开讲座，介绍美国思想学术最新成果，邀请黄平也加开讲座，介绍三峡工程和农村乡镇企业的现状，以至大会生出了无数自发性的小会，以至最后一天从三亚回到海口以后，有人见别人整理行装便着急：“怎么就不开会了？”
人夜，他们在海滩上久久地散步。循着沙滩上一行行足迹看去，暗夜中不见他们的身影，只有说笑声在腥咸海风中远远地飘来。
我在一棵椰树下听着这些声音。
我想起不久前在美国哈佛大学李欧凡教授家里，看到一本英文杂志上面有英国著名学者佩利‘安德森（户.八谈他家庭以及谈他父亲的长文，使我感到亲切。因为安德森两年前访问海南岛时，是我陪着他去寻访他父亲的遗迹，在海口市面德胜沙老城区一带转游，还因为开车误入单行道而被警察罚款。当时他无意中问起我现在的编辑工作，得知《天涯》讨论过的种种话题，表现出特别的惊讶。他说这些都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他很想知道中国人在这些方面怎么感觉和思考。
他留下地址，希望我们可能的话以后给他邮寄刊物。但他并不懂中文，让我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奇怪也有点滑稽。
我想像他在离海南岛很远的地方打开一本《天涯》，翻过一页页他根本不认识的字。也许那正是一个象征，而且是一种最为正确的阅读方式：任何字与词都是过眼烟云，都是雪泥鸿爪，都是不怎么重要的。一个人只需要轻轻抚过这些空白的纸页，只需要在触抚中感受到来自远方的另一双手的体温。
那么，我和同事们五年来也只不过是编出了一本本空白无字的《天涯》，五年来向读者说了很多的同时又什么也没说。《天涯》将来还要一年年说下去，但同时一年年又什么也不会说。连绵无际的空白是一切努力的伪证：空白在法庭上从来不足为凭。
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
好了，同事们已经一致同意我辞去社长，把我的名字从杂志版权页社长名目下删除。我祝他们下一步干得更好，而且留下一个私人茶杯在编辑部的办公室，说以后来串门时还可能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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