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我也如实相告：我一直认为“新左派”里面鱼龙混杂，有的人不仅有问题，问题还大着哩。尤其是有些人再一次开出“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等救世药方的时候，我为他们想像力的缺乏和生活经验的贫乏感到遗憾。当有些高调人士在强国逻辑之下把中国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等人权灾难当做“必要代价”时，我觉得这些红色英雄其实越来越像他们的对手：当年资本主义的十字军同样是在“必要代价”的逻辑下屠杀着印第安人和各国左翼反抗群体。左派接过右派的逻辑来批判右派，这种儿子不认老子的事情怎么想也荒唐。
正是基于这一担忧，《天涯》也发表过很多与“新左派”相异或相斥的稿件：萧功秦，汪丁丁，李泽厚，秦晖，钱永祥，冯克利等等，都各有建设性的辩难。其中任剑涛的长文《解读新左派》至今是有关网站上的保留节目，是全面批评汪晖的重头文字之一。朱学勤、刘军宁的文字也被我们多次摘要转载。有一篇检讨和讽刺美国左派群体的妙文《地下室里的西西弗斯同志》，还是我从外刊上找来专门请人译出发表的。可惜这样的文章还太少，更多的来稿往往是在把对手漫画化和弱智化以后来一个武松打猫，虚报战功，构不成真正的交锋。我一直睁大眼睛，注意各种回应汪晖、王晓明、陈燕谷、戴锦华、温铁军、许宝强等“新左派”的文字，想多找几只真正的大老虎来跟他们练一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和一把稀泥处处当好人，更没有挑动文人斗文人从而招徕看客坐地收银的机谋，我们只是想让各种思潮都在所谓“破坏性检验”之下加快自己的成熟，形成真正高质量的争鸣。这是我在编辑部经常说的话。
我在编辑部里还说过，人的认识都是瞎子摸象，都不是绝对真理，因此无论左右都可能有肤浅之处；但只有一种肤浅的“一言堂”肯定更糟糕，而两种或多种肤浅之间形成的对抗，才有可能使大家往后都少一点肤浅。这就是为什么《天涯》的版面更多地提供给“新派”的原因。看一看周围，在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类似媒体都向资本主义体制暗送秋波或者热烈致敬的时候，《天涯》必须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我们就可能只剩下一种肤浅，即最危险的肤浅。
我想我能够以此说服编辑部内的思想异己者。与很多局外人的想像相反，《天涯》编辑部里倾向“新左派”观点的人其实并不占多数。郑国琳几乎每每都要跳起来与主编争辩一番，防止刊物犯路线错误。这与国内外文化界的情况大致相仿。连诗人北岛在巴黎批评美国式的全球化和消费主义之后，也在会后差点受到围攻，人们不能容许朦胧诗居然有国际歌的气味。
当少数派并不是受勋得奖，但多数派的人多势众千部一腔更值得提防。我想像将来的某个时候，一旦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化媒体都活跃着“新左派”的时候，“新左派”的衰败和危机也可能就不远了。如果《天涯》那个时候还在，肯定又要发出另外一种声音。
我的幸运在于，我的想法得到蒋子丹及同事们的宽容和支持，包括他们毫不客气的挑剔和置疑，都尽可能迫我兼听，打掉我的一些片面。蒋子丹以前并不太关心理论，有时被陈嘉映或者李陀关切出一颗理论雄心，大张旗鼓地搬几本理论去读，要么是无精打采地不了了之，要么是记住几个有趣的句子然后就心满意足，无异于断章取义见木不见林。她在学究们的理论面前打了一个哈欠之后，不大像是用思想来思想，而是用感觉来通达思想，是靠实践经验和生活感受之舟在思想的大海里航行。奇怪的是，她后来在理论判断和理论表达上也常有髙招出手。对于她所熟悉的人，她有时似乎更愿意用对人的感觉来决定对这个人思想的好恶。她说南帆的思想很诚恳，这是因为南帆给她的印象很诚恳，比如处处想着别人的难处，到海口来开会只要能省钱坐不上直飞班机也不要紧。她说黄平的理论很朴实，这是因为黄平给她的印象很朴实，比如身为洋博士并且刚刚被美国财长约见，但马上像搬运工一样给编辑部从北京随身携来两大箱书，见会议缺了口译员便自动顶上一直译到喉干舌燥，绝不会在见过财长以后就绝不屈居译员身份更不能流臭汗。一个盛气凌人指令编辑们“安排版面赶快发表”的“新左派”，和一个出过一趟国就此后数年里每文必称“我在巴黎时”的“新右派”，在她看来都是一路货色，其思想在她看来也差不多是一路货色，肯定都过不了她的终审。她多次狡辩道：主义是人的主义，她认人不认主义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婆娘们就是这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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