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位个体户羡慕的目光里，我看出并不是私有制才意味着效率，私有化的宣扬者们在这一点上往往说过了头。其实我非常赞成把国家管不好的很多事情交给私有者们去办，对公有制度下的懒惰和贪婪深有感触，但同时也对那种“私有化一抓就灵”的简单化不以为然。我相信，那些“公有化”或“私有化”的崇拜者，从来都是身着吊带西裤在书斋里推算效率定律的，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丰富多样。
“新左派”及其他“新左派”是《天涯》这些年被人贴上的最大一个标签。蒋子丹曾在文章里写到：
一九九八年五月，在北京风入松书店的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嘉映先生带我去，好心要让我认识更多学者，到了那儿一看，其实在座的大都与我有过联系，或者书信，或者电话，也有的以前就认识，其中有些人在《天涯》发过稿，有些人被《天涯》退过稿。当时《天涯》在北京读书界巳颇有些影响，这一点大家都不否认。不过，在交谈中我才得知，《天涯》巳被指定为“新左派”的阵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以那时刊物登过的文章看，作者名单实在是分不出厚此薄彼的，直到二〇〇〇年六月，“新左”和“自由”两派爆发空前激烈的论战时，女作家方方问我自由派”到底是哪些人。我数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还奇怪地说，有没有搞错，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吗？虽然事实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里还是被判定为“新左大本营”。
其实，“新左派”这个标签至少有两代的历史。早一代，是出现于九十年代初北京文坛某些圈子里若隐若显的流言中，当时是指张承志、张炜以及我，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这些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从各自角度对文化拜金大潮予以批评，被有些人视为“阻挡国际化和现代化”的人民公敌。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给部分都市(与大部分乡村关系不大）的部分阶层（与城市下岗群体等关系甚少)带来了繁荣，连结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的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带已经卷人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于是在某些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了，流行的作家形象似乎应该是这样了：男作家在麻将桌和三陪小姐那里开发幽默，女作家在名牌精品屋和阳刚老外面前操练感觉，市场时代的诗情应该在欧陆风情的酒吧里一个劲地孤独，市场时代的先锋应该动不动就要跑到西藏去原始一番或者要挎个性伴侣撒野以示自己决不向官僚政治屈服。据说有些人正在“解构一切宏大叙事”，但他们在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之余却在精心纺织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全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锋，五星宾馆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币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红五类”。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文学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大军压境竟然无能做出有力反应，拜金专家们却被一些老作家赏识和追捧，被文学新人们央求作序，被刊物请去当策划主持，被报纸请去作专题采访。张承志是最先对这一切表现警觉和抵抗的作家。他从日本回国祖国的江山扑面而来”，这样的句子让我心动。他走访穷人，捍卫弱族，痛斥新一代权贵和“西崽”，其偏激处和不太偏激处都让很多人不快。见我还在四处乐呵呵地滥用宽容，他好几次批评我的思想“灰色”，似乎恨不得在我屁股上踢一脚从而让我冲到更前面一些。
这时候被指为“新左派”的人，其实还只是在道德层面表现出仓促的拒绝，多数人甚至与自己的论敌还是自家人，还共享着许多逻辑和想像，比如大家都对市场和资本的扩张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情绪，都多多少少深藏着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化梦想。这个梦想是八十年代的果实。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读书人，都比较容易把“现代”等同“西方”再等同“市潮再等同“资本主义”再等同“美国幸福生活”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简单，那就是把“传统”等同“中国”再等同“国家”再等同“社会主义”再等同“文革灾难”等等，所谓思想解放，所谓开放改革，无非就是把后一个等式链删除干净，如此而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是这样一种启蒙主义公式的操执者，是一个典型的右派。像很多同道一样，我们从当时各种触目惊心的“极左”恶行那里获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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