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到，假如让李陀担任《天涯》特约编审，将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因为办这样一个刊物，太功利太实际的人，太以自己的遭际论事的人，太没热情太消沉的人，都是不合适的。于是分手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李陀，他也欣然应邀。这是我接手主编以后第一次单独而且是即兴决定的一件大事，但我觉得对此韩少功也肯定不会有异议。回到海口后，我把这事向韩少功汇报，他果然非常赞成。
杂志的另一个特邀编审是身居福州的评论家南帆。他是一个在当今文坛上很少能见到的朴实、诚恳，学问做得踏踏实实却不乏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从来不事张扬很具平常心的人。
一九九五年底，韩少功到上海去开会，与南帆同住一室，几个晚上的谈话，让他对这个以前并不太熟识的同仁产生了极大的好感，随后便也产生了邀请他担任特约编审的想法。韩少功对我说，他感觉南帆不光读书读得很扎实、头脑清醒、悟性不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与为文的心状非常健康，与文坛上那些到处拉帮结派，以评论作人际交易谋取虚荣实利的人相比，是《天涯》的一位难得的同道。
两位外援可以在业务上参与，但并不能取代编辑部这一母体的改造。在这一点上我提醒自己不能有书生气。我很明白，现行人事体制的积弊，主要是“铁饭碗”和“大锅饭”总是诱发人的惰性以及社会上常见的内部摩擦，即便是一群铁哥们或者大好人纠合在一起也总是难免其衰。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只要一个人没有严重的违法犯纪，是不可能被扫地出门的；而只要有一个人好吃懒做而不受到处罚，其他努力工作者的情绪就要大受挫伤，整个团体的向上风气就会掉头而下，到一定的时候，连好些初衷不算太坏的领导和群众都会有大势难违于是不如自己捞一把走人的恶念。一九九五年底我接手时的海南省作协就处在这种危机的边缘，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多，坐轿子的比抬轿子的更有权说三道四，于是大家都比着看谁更有本领不做事。
当然，我失望于这种体制的时候，对市场化或者自由化的另一种状况并没有浪漫幻想。我曾经目睹甚至亲历过一些所谓体制外的民营企业，那里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铁饭碗”，竞争的压力确实使人们不敢懈怠。但那里的现实问题是太缺少刚性的体制约束，因此要么是“暴君”式的管理之下员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剥削和压迫令人心寒；要么是“暴民”式的内讧之下频繁政变、连连休克，多数短命的企业最终都可能心肌梗死式地暴死。这就是说，如果说体制内多见**慢性病的话，那么体制外就多见**急性病，各有各的成本和代价。我曾经主持过的《海南纪实》杂志社是一个梁山聚义式的团伙，在海南建省之初的体制空白中，就遭遇过这种急性病。一旦发生危机，在体制外那个自由天地里，没有暴力的权力简直一钱不值，遏制**的权力往往软弱，依托**的权力往往强大。我听说好些民营企业竟然纷纷抢戴“国有”的红帽子，甚至顽强地申请成立企业“党委”，其中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是否也在无奈之下想回过头来借助一些体制遗产来维系企业的内部秩序呢？这种“城内的人想出去而城外的人想进来”的现象，使热热闹闹的体制改革中透出了怎样的尴尬？
不管是慢性病，还是急性病，《天涯》都须防疫在先，须兵马未动体改先行。这种改制是保守疗法中的激进，就是把企业民主这个往日革命化(书记专权)和当今市场化(老板专权)都遗弃了的东西，真正引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工资这一块不好动，就先从别的方面下手。整个机关以及《天涯》杂志社开始实行一种季度民主考评制，相当于每个季度来一次民选并且加上“生产队记工”。其内容是每个人的表现按“德、能、勤、绩”四个项目接受全体员工的无记名投票打分，然后每个人的得分结果与奖金发放和职务升降挂钩。当然，这个制度主体还有一些配套措施，比如为了削弱个人关系和情绪的因素，每次统计平均分时都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了体现对岗位责任的合理报酬，每个人的得分还辅以岗位系数，即重要岗位人员的得分自增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十五。还比如，为了照顾中国人十分要紧的脸面等等，得分情况并不公示，但每个人都有查分的权利，以确保考评的公正和透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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