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在八十年代曾经还不错，在九十年代的市场竞争中则人仰马翻丢盔弃甲。到后来，每期开印五百份，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但主管部门觉得你只要还出着就还行。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新闻出版局的黄牌，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杂志社的一桩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
但这种困境并没有使我感到绝望，倒是使我暗暗满意和高兴。原因很简单：要办成一件事情关键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而优越和富足的条件对锻炼队伍来说应该说利少弊多。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香港投资者以出资两百万为条件，动员我的一位朋友为他主编一本杂志，我一听就摇头，说这两百万纯粹是坑人，因为那些一听两百万就双眼发亮摩拳擦掌趋之若鹜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来坐进口车的人，来住高档房的人，来蹭吃蹭喝的人，我这位朋友能依靠这些消费分子编什么杂志？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世逻辑。我和一些朋友在八十年代末曾经把一本《海南纪实》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靠的就是白手起家。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
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这就是劣势中的优势。编辑部只剩下了几员女将：罗凌翩是我在《海南纪实》的老同事，虽然没有高学历文凭，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博闻强记的本领，可以充当百科知识竞赛中的抢答高手。王雁翎，离校还不太久的硕士，虽然如多数女性一样喜好到花花商店里汲取精神营养，但办事诚恳、细致、随和以及不失公道，后来成了编辑部的内当家。蒋子丹当然更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小说和散文创作使她积累了成熟的文学经验，在《芙蓉》和《海南纪实》编辑部供职时挖稿和抢稿的战绩，还使她获得了当时全国编辑行里所谓“北周南蒋”的口碑。在我看来，她能否出任主编实是《天涯》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之一。正如她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没有估计错，她终于在我强词夺理的鼓动下同意伸出援手，暂时中断她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接下这一个烂摊子。她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我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前前后后巳经办过好几本杂志。可以说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从另一方面说，本人的人生原则，向来是宁为凤尾不为鸡头，在此之前不久发表的一篇文学自传中，我还非常潇洒地写道，我这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少先队中队长，而且肯定要在这方面不改初衷。可是当时我面临的情况，是要为一捧烫手的栗子改写人生。
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弱点，是不会对朋友说不。我曾经开玩笑说，幸好我的朋友中间没有不法之徒，要不然我将是最容易成为窝藏或窝赃犯的人选，这时要把这一捧烫手栗子塞给我的上司，恰是朋友韩少功。他对我说，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份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天涯》那时每年享受工资在外的十五万元财政补贴，每期却只印五百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看着也的确让人觉得不太对劲。于是，考虑了几天之后，我答应“友情出演”，但条件是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编辑部会议。因为当时整个机关的房产都被穷急了眼的前领导层租给了一家公司，编辑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会只能借用外单位的一间房子，简直像地下工作者的“飞行集会”。我在会上谈到了杂志改刊的想法，但是我发现我的同事们大多数眼里一片茫然，并没有我所期待的兴奋。我也与一位身为文学理论家的朋友在茶馆里深谈了很久，鼓动他来出任杂志社的兼职编辑或者兼职副主编，但他对此基本上没有兴趣，在以后的电话里可以与我东拉西扯问寒问暖但从来不谈到杂志。我知道，他的怀疑或冷淡并没有错，他没有理由和义务要把自己的精力搭进这个已经死到临头的《天涯》，并且对我的远景描绘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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