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那一年的数学考得不难，让我差点一举拿下满分。好在那一年的所有科目都考得不算难，而且高考几乎成了一项新鲜的改革壮举，考生们像当年的红军和八路军一样在社会上广获支持。单位上点名放假以便我专心复习功课，同事们热情为我打探消息和收集复习资料，教育局开办了一些免费的备考辅导班，名义上尚未取消的家庭政治审査在实际上也变得十分宽松……凭借方方面面的这些关照，几个月以后我居然得到了被大学录取的消息。当时我再一次出差旅行，正在大西南的一列夜行列车上，看车内的旅客睡得七歪八倒，看窗外黑浪般的山影悄然无声地汹涌而来。
我这才隐约感觉到，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一纸录取通知书对于我的命运有多大改变，也从不相信这份通知书注定与我在一九七七相逢。我似乎永远会是我。但如果没有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变革，大学对于我来说将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存在，后来很多生活事件对于我来说也可能是非常遥远的存在。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伴。他比我年长几岁，老高三的高才生，聪明而且好学，只是因为当年已经成家，有家庭负担的拖累，就没有参加那次高考。这一机会的错失使他一直待在他那个国营工厂里，一直到工厂在市场竞争中破产，一直到他在郊区靠喂猪谋生。我后来见到他的时候，他因夫妻的不和，女儿的失业等等闹得满脸憔悴，目光微弱而涣散，背也过早地弯曲如弓。
他支吾了一下，几乎不想说话。
如果全国恢复高考能早一年，早两年，早三年……大学教室里的那个座位为什么不可能属于他而属于我？若干年后满身酸潲味的老猪倌为什么不可能是别人而是他？一个聪明而且好学的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教授、医生、主编、官员或者“海归”博士从而避开市场化改革下残酷的代价和风险？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一个人，是人世间的一颗微尘，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和时代，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所谓小势可造，大限难违，是之谓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无法向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热烈致敬。我从老朋友一张憔悴的脸上知道，在命运的算式里，个人价值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不是加法的关系，而是乘法的关系，一项为零便全盘皆失。作为复杂现实机缘的受益者或者受害者，我们这些社会棋子无法把等式后面的得数仅仅当做私产。
这道最简单的算题，无论何时都不该被我们算错。
1997年9月(最初发表于1997年《人民日报》华南版，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八景忆雪由于移居海南，已经多年没有看见下雪。这次回乡探亲，刚下飞机时还只听见机翼上有沙沙雪子响，进得城来却已经满目皆白，积雪掩道。汽车爬到一个斜坡时突然力不从心，手刹、脚刹以及大轰油门全不管用，车上人也来不及跳车，只能眼睁睁地随着打横的汽车向后滑一一幸好身后没有悬崖。这样的事情在热带海南真是不可想像。
我回乡之前已同老李在电话里约定，这次度假，全家随他到八景老山里走一走。李是我当年插队时的领导，与知青相交甚好，后来到老山里任职一干就是八年，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
其实我当年的一些“插友”，当年也曾在老山里落户。那时的八景，在我的印象中也是冰雪景象，总是与雪地里一行曲曲折折的孤寂足迹相连^因为下雪才有农闲，有闲我才可能进山访友，而无雪的八景我根本无缘相见。我曾一次次兴冲冲地步行三十来公里，奔赴雪山里的火塘、趣谈、烤红薯、口琴声和《三套车》，还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幼稚讨论。
我当然知道，同学们眼下早已不再在那里了，他们早已回城并且眨眼工夫就已被忙碌生计镂出了额上的皱纹，已经在下岗的话题和麻将的哗哗声里生出了白发。也许是久违的缘故，这些日渐解散的男女形体线条，这些热闹的话题和麻将，使我不无陌生之感，使我常常有点词不达意。我一次次把梦中三十来公里的雪地足迹抛向他们，又一次次地清楚地明白，那足迹的尽头会有太多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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