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即使是小学一年级三百多元收费，也是八十年代初期同类收费的近一百倍而这同一时期内的稻谷价格只增长了五倍，猪肉价格只增长了六倍，竹材价格甚至不升反降。这意味着，慢进快出之下，农民从这些年市场化进程中即算获得了收益，也通过教育这个渠道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搜刮走了。我身边的事实是：李本仁为了供养儿子上高中，只得带着老婆和女儿倾巢出动去广东打工，留下一个荒草掩道蛛网封门的家。周家老迈则听任老婆在东莞给人家老板当二奶，还给人家生了一胎，自己病重在床之时也不愿老婆回家。他说：“多干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儿子今年要考大学了。”
就在他们家破人去之时，钱却哗哗流向了另一端，流向了远方的城市：这个省众多出版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利润来自教材和教辅，富有得就像一位编辑夸耀的：“单位上除了老婆不发，其他什么都发。”出版社与某些教管部门、学校、书店等组成了一个教育产业化而且垄断化的受益同盟，无异于组成了巨大的抽血机器一一他们的员工住进了新楼以后马上又要换上更新的楼，一批批公费游玩了港澳以后又要去游玩欧美。这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有些人对教材限价的国家政策还大为不满，说这将破坏改革开放，将毁灭所谓出版发行领域里“社会主义的主渠道”。
受益方当然也不是没有压力。根据市场交换的规则，对方一手交钱，你就必须一手交货，比方学校就得交出文凭。这才能算作买卖公平。八乡的很多初中文凭就是这样颁发出去的，哪怕一个初中毕业生还算不出一元一次方程的题目。但家长既然交足了钱，就有权获得正当回报。在这种情况下，文凭不再是对知识和能力的衡量，更像是一种市场上的有价证券。然而螳螂捕蝉，尚有黄雀在后。人乡教师们在高价卖出一张张文凭以后，自己一堆堆的培训证书也是高价买来的。他们奉命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仅要参加各种业务考级：普通话、计算机、教学法、政治思想等等，而且没有中专文凭的要考中专、没有大专文凭的要考大专、没有本科文凭的要考本科……所有应考者都得参加培训，所有受培训者都得交钱，至于交了钱以后是否参加培训，参加培训是否真能学有所获，就不那么重要了^那不过是交易之外的虚文。因为离县城很远，有六十多公里，路费不堪重负，八乡教师们每逢周末只是推选代表去县城听课，到后来连轮值代表也不履行职责，若没赶上汽车，就去种菜或者钓鱼了。但这一切并不特别要紧，与文凭的获取.并没有关系。据说省里来的王琳讲师对此非常惊讶。她脑子里只有老式概念，一心想让学员们在取得文凭之前获得最多的知识，因此把培训教材及其教案逐一精心准备。
但她发现学员们开始是迷惑不解，继而怒不可遏：“我们都交了钱的，还要我们学得两眼发黑，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１
他们大声说：“你们上面的人也太毒辣了吧？”
她拒绝学员们的宴请和送礼，又拒绝透露考题，结果几乎成了人民公敌，被学员们的罢课整得灰头土脸。她甚至成了培训主管部门不欢迎的教师，再也没有收到过授课邀请。显然，她只是一个干扰文凭交易游戏的麻烦制造者。
教育就这样远离了知识，当然也就远离了正常人格。我在八乡的走访一次次滑人困惑。我发现这里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没读多少书的。我认识的老李家虎头，只读过初中，是个木匠，但对任何机器都着迷，从摩托到门锁均可修理，看见公路上一辆吊车也要观察半天，是一位百家相求的“万事通”和“百能里手”，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很富足。我认识的另一个后生，即周家峒的献仁，更是连初一也没读完，忙时务农，闲时经商，偶尔也玩一玩麻将或桌球，但并不上瘾，已经娶了个贤慧妻子，见邻居有困难都乐呵呵地上门相助，走在山路上还哼几句山歌。
与此相反，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乖僻不群的青年，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从没有想到下地干活也是突围的出路之一。他们因为受过更多教育，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和怀才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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