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海南岛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渔或者越洋经商，一去就数月或者数年，甚至客死他乡尸骨无存，家里的全部生活压力只能由女人们承担。也许正是这种生活处境，才造就了她们的吃苦耐劳，也造就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
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万泉河边的红军某部女子军特务连，还有后来的第二连，即“红色娘子军”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经历过惨烈的战斗’比如在马鞍岭尸横遍野。一个个女兵被开膛剖肚，但有的手里还揪着敌人一把头发。另一个女兵被割下头颅，但她嘴里还咬着敌人一只耳朵。她们也曾经历过残酷的内乱，在丁狗园等地遭遇风云突变，忍看成批的战友一夜之间成了乂团、取消派或者社会民主党，成了内部肃反的刀下冤魂。
当革命的低潮到来，更严峻的考验出现了。队伍离散之后，生活还在进行。有的在刑场就义，有的蹲在感化院，更多的是自谋生路，包括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其中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有些官太太和地主婆在日后的抗日斗争中又为国捐躯^没有人来指导和规划她们的人生，人生只是在风吹浪打之下的漂泊。这样的生活当然不是时时充满诗意，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灯下，出演在管弦乐队的旋律中，更没有仿《天鹅湖》少女们轻盈而细腻的舞步。但这种没有诗意的生活，真实得没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特别是在娘子军被迫解散以后，女人们回到世俗生活，面对更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冲突，投人更琐屑而不是痛快的拼争，承受更平淡而不是显赫的心路历程，也许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只是这些代价不再容易进入舞台。
她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忍不住号啕大哭。一位血肉模糊的伤员，却没有任何遗憾和悲伤的泪水，临死前只有一个小小请求，请姐妹们给她赤裸身体盖上一件衣衫，再给她戴上一只铜耳环^这是她生前最隐秘也最渺小的愿望。老阿婆讲述的这件往事，可惜没有进入样板戏，因为在生产样板戏的那个年代，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环这样的细节总是让当时的文艺家们避之不及。恰恰相反，样板戏把敌我双方的绝对魔化或绝对神化，已到了最极端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极富讽刺性的效果，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风靡全国之际，却是大多数当事人大为恐慌之时，大喇叭里熟悉的音乐总是让她们心惊肉跳，使她们经受到严厉的政治拷问。你不就是当事人吗？奇怪，你为什么没有在战场上牺牲？为什么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哪怕你当年没有在感化院写过忏悔书，哪怕你后来也没有当过官太太和地主婆，但你是不是隐瞒了其他历史污点？你至少也是个胆小鬼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吧？……面对这样的质问，没读过多少书的女人们有口难辩，也找不到什么证据来证明历史远比舞台剧情更为复杂。
于是，她们只能为自己历史上真实或虚构的污点长久赎罪。涉及到娘子军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岛随处可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陆续平反。
在一个乡村福利院，我参加了春节前夕慰问孤老们的活动，事后散步到后院，闻到了一丝怪味。循着这股怪味，我来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发现厕所边的一间小屋里，一条赤裸的背脊蜷曲在凉席上，上身成了一个骨头壳子，脑袋离骷髅状态已经不远，掩盖iati的棉絮已破烂如网，床头只有半碗叮满苍蝇的剩饭，浓浓恶臭就是从这里扑面而出^大概是管理员好多天都捏着鼻子不敢进去清扫了。我看见了耳朵上的一只耳环，看出这是一个人，一个女人，但门窗上都有封锁空间的粗大木头，如同在对付一只猛兽。人们告诉我，这就是一个“文革”中被专案组逼疯的阿婆，据说还是娘子军的什么班长，虽已获得平反，但疯病没法治好了。平日关住她，是怕她乱跑。
你们到前厅去喝茶吧，喝茶吧。管理员这样说。你们没必要慰问她，反正她什么也不明白的。
啊啊，这没有什么好看的。另一个人说。
我突然心里一沉，想起了少年时的演出，想起了舞台上雨过天晴的明丽风光里，那些踮着脚尖移动的女兵，朝红旗和彩霞碎步轻轻地依偎过去，再依偎过去……我站在这个故事延伸到舞台以外的一个遥远尽头，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平静如常地回首那如幻天国。万泉河，特别宁静和清冽的水，从五指山腹地的雨季里流来，七滩八湾，时静时喧，两岸很少有村落和人烟，全是一匹匹移动的青山，是茂密的芭蕉叶和棕榈树的迎送，是它们肥肥大大的绿色填埋在水中。你在船头捧起一捧河水，无法打捞沉积了千年的绿色，只有一把阳光的碎粒在十指间滑落，滴破你自己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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