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并非本意，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儿童拐卖的市场。非法收养作为一种民间对限制生育政策进行调适的手段，满足了包括失独家庭在内的这种对孩子的需求。在计划生育未全面推行的时候，家庭之间的收养和送养一般是自愿互换或送子，绕开法律程序的一种私下里的行为。等到九十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地方上被严厉执行时，“只准生一个”无法满足很多家庭对多个孩子的需求，导致了民间非法收养儿童现象变多。
以被拐儿童的主要流入省份山东和福建的调查研究为例，“超生受罚”的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性别选择，在当地变成了：如果超生时生下的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则送养掉。因此当地家庭非法收养的女孩，基本是本地居民超生未上户的“黑户”儿童，而且大部分也并不好称为“买卖”，倒几乎都是送掉的。而收养的是男孩的话，则大多是外地拐卖而来后购买收养的。而且收买外地拐卖而来的小孩，这个趋势从九十年代开始，越来越明显。
这种非法的收养行为，通常都较为隐蔽，邻里亲朋也都会相互帮忙隐瞒收养事实，加上亲养亲卖的情况一般不会报案，各种错综复杂的现实，都给办案追查造成了困难。
与社会上普遍的认知不同，“带孩子乞讨”的一般不是拐卖来的孩子。早在2011年前后，声势浩大的“微博打拐”在运动后期，就已经有人指出了这个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并没有分清，流浪和乞讨的儿童，不等于就是被拐卖的儿童。特别是其中在地铁上乞讨的小孩常常是由一到两名大人带着的，他们通常能拿出证明，以应对民警和站务人员的盘问。个别不服气者甚至带他们去做了dna检测——目前公开的绝大部分结果都能表明，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和直系家属。
为什么说地铁上带孩子乞讨的大多数不是人贩子？这要先讲一讲职业乞丐这件事。
一般人的认知里，成为乞丐是失去生活保障不得已寻求社会救助的方式，一般以老年人和小孩居多。刘绍华在对四川凉山这一流浪人口较多的地方的研究表明，相当多的贫困地区的诺苏人“流浪者”最初只是怀着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冒险的心理。进入了城市，却并没有出路，缺乏相应的技能，沦为了乞丐、小偷和扒手。救助站的设置当然是有必要也是有用的。
然而如今，职业乞丐已经占据了城市乞丐的八成左右，早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是乞丐群体的大多数。青壮年乞丐也越来越常见。他们一般是贫困农村来的流动人口，有建立在地缘和亲属关系上的网络，同村同乡彼此照应，也有着相应的乞讨技巧的培训（比如：选择什么地段，什么时间，哪些人更容易掏钱，等等）。
成为职业乞丐，与其说是迫不得已，倒更不如说这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在孙志刚事件废除收容制度之前，“屡遣屡返”的现象一直令救助站为之头疼：只要进城乞讨远比留在贫困农村种田的收入更为丰厚，职业乞丐就会一直存在。“种地一年，赚不过打工一个月”，学者黄宗智称之为“半耕半工的过密型生产”早在九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农村普遍的家庭生产模式。而无论是这些职业乞丐本人还是村里干部，大多都一视同仁地称此为“外出打工”。
而这些职业乞丐，往往会捎带上自己或租用的孩子。有些村每年都有数百人领着孩子去外地乞讨。比如曾被各大媒体报道的“千人外出乞讨”的甘肃岷县小寨村和虎龙村，或者贵州凯里“乞丐乡”，虽然决不能因此就污名化地说当地是“全民皆乞”，但是数量确实惊人，职业乞丐的人数遍布全国各地。当地小学的老师和校长在采访中曾表示，特别是中小学寒暑假，村里的小孩差不多全跟出去了。一个小学大约六成的学生会在假期（尤其是春节），去外出“讨学费”。有些小孩十一二岁才念小学，有时也并不是因为穷，而是从小随父母出去乞讨了。然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权益保护，又极其欠缺。只提禁止儿童乞讨，却不提相应的社会救助，对改善这样的情况，并无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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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拐儿童的主要流入省份山东和福建的调查研究为例，“超生受罚”的政策，加上重男轻女的性别选择，在当地变成了：如果超生时生下的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则送养掉。因此当地家庭非法收养的女孩，基本是本地居民超生未上户的“黑户”儿童，而且大部分也并不好称为“买卖”，倒几乎都是送掉的。而收养的是男孩的话，则大多是外地拐卖而来后购买收养的。而且收买外地拐卖而来的小孩，这个趋势从九十年代开始，越来越明显。
这种非法的收养行为，通常都较为隐蔽，邻里亲朋也都会相互帮忙隐瞒收养事实，加上亲养亲卖的情况一般不会报案，各种错综复杂的现实，都给办案追查造成了困难。
与社会上普遍的认知不同，“带孩子乞讨”的一般不是拐卖来的孩子。早在2011年前后，声势浩大的“微博打拐”在运动后期，就已经有人指出了这个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并没有分清，流浪和乞讨的儿童，不等于就是被拐卖的儿童。特别是其中在地铁上乞讨的小孩常常是由一到两名大人带着的，他们通常能拿出证明，以应对民警和站务人员的盘问。个别不服气者甚至带他们去做了dna检测——目前公开的绝大部分结果都能表明，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和直系家属。
为什么说地铁上带孩子乞讨的大多数不是人贩子？这要先讲一讲职业乞丐这件事。
一般人的认知里，成为乞丐是失去生活保障不得已寻求社会救助的方式，一般以老年人和小孩居多。刘绍华在对四川凉山这一流浪人口较多的地方的研究表明，相当多的贫困地区的诺苏人“流浪者”最初只是怀着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冒险的心理。进入了城市，却并没有出路，缺乏相应的技能，沦为了乞丐、小偷和扒手。救助站的设置当然是有必要也是有用的。
然而如今，职业乞丐已经占据了城市乞丐的八成左右，早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就已经是乞丐群体的大多数。青壮年乞丐也越来越常见。他们一般是贫困农村来的流动人口，有建立在地缘和亲属关系上的网络，同村同乡彼此照应，也有着相应的乞讨技巧的培训（比如：选择什么地段，什么时间，哪些人更容易掏钱，等等）。
成为职业乞丐，与其说是迫不得已，倒更不如说这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在孙志刚事件废除收容制度之前，“屡遣屡返”的现象一直令救助站为之头疼：只要进城乞讨远比留在贫困农村种田的收入更为丰厚，职业乞丐就会一直存在。“种地一年，赚不过打工一个月”，学者黄宗智称之为“半耕半工的过密型生产”早在九十年代就已经成为农村普遍的家庭生产模式。而无论是这些职业乞丐本人还是村里干部，大多都一视同仁地称此为“外出打工”。
而这些职业乞丐，往往会捎带上自己或租用的孩子。有些村每年都有数百人领着孩子去外地乞讨。比如曾被各大媒体报道的“千人外出乞讨”的甘肃岷县小寨村和虎龙村，或者贵州凯里“乞丐乡”，虽然决不能因此就污名化地说当地是“全民皆乞”，但是数量确实惊人，职业乞丐的人数遍布全国各地。当地小学的老师和校长在采访中曾表示，特别是中小学寒暑假，村里的小孩差不多全跟出去了。一个小学大约六成的学生会在假期（尤其是春节），去外出“讨学费”。有些小孩十一二岁才念小学，有时也并不是因为穷，而是从小随父母出去乞讨了。然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权益保护，又极其欠缺。只提禁止儿童乞讨，却不提相应的社会救助，对改善这样的情况，并无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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